倘說明清兩朝被列入“誨盜誨淫”范疇的文學作品，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《水滸傳》首當其沖。尤其是到了清代，它更是作為一部“奸盜詐偽之書”被嚴令查禁。作為一代英才，施耐庵寫《水滸傳》，雖說是取材于宋，但不只是宋朝的事，而是中國漫長封建社會的現(xiàn)實反映，處處生動地描寫官員的貪婪殘酷、下層百姓走投無路的反抗，尤其是金圣嘆腰斬《水滸傳》刪去了后三十回中“招安”的內(nèi)容，只剩下造反的故事、叛逆的火種。這也是順治年他罹禍被殺的主要原因。

據(jù)明人記載：從保存下來的老滿文木簡可知，“努爾哈赤好看《三國》《水滸》兩傳，自謂有謀略”。而一旦入主中原，愛新覺羅氏力圖天下太平，穩(wěn)坐龍椅，當然容不下以“官逼民反”“逼上梁山”為主題的《水滸傳》。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，禮部頒布了禁毀包括《水滸傳》在內(nèi)的“淫辭小說”法令：“凡坊肆市賣一應(yīng)小說淫辭，在內(nèi)（京城）交與八旗都統(tǒng)、都察院、順天府，在外（外�。┙慌c督撫，轉(zhuǎn)行所屬文武官弁，嚴查禁絕，將板與書一并盡行銷毀，如仍行造作刻印者，系官革職，軍民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市賣者杖一百，徒三年。該管官不行查出者，初次罰俸六個月，二次罰俸一年，三次降一級調(diào)用。（《圣祖仁皇帝實錄》）”這一法令后載入《大清律例》。

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初，廣東東莞莫信豐和增城王亮臣分別聚眾起事。七月，直隸、山西又相繼奏報邪教案。乾隆帝將民風惡化而入幫入匪，歸結(jié)為受到了《水滸傳》的不良影響：“如愚民之惑于邪教，親近匪人者，概由看此惡書所致。（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）”隨之，吏部轉(zhuǎn)呈福建道監(jiān)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折，云：“閱坊刻《水滸傳》，以兇猛為好漢，以悖逆為奇能，跳梁漏網(wǎng)，懲創(chuàng)蔑如。乃惡薄輕狂曾經(jīng)正法之金圣嘆妄加贊美，梨園子弟更演為戲劇，市井無賴見之，輒慕好漢之名，啟效尤之志，爰以聚黨逞兇為美事，則《水滸傳》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。”胡定在奏折中重提康熙五十三年禮部頒布的“禁毀坊肆賣淫詞小說”法令，提出必須嚴加查禁：“臣請申嚴禁止，將《水滸傳》毀其書板，禁其扮演，庶亂言不接，而悍俗還淳等語。查‘定例’，坊間書賈，止許刊行理學政治，有裨文業(yè)諸書，其余瑣語淫詞，通行嚴禁，違者重究�！鼻�隆批諭：“如愚民之惑于邪教，親近匪人者，概由看此惡書所致。（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）”同治七年（1868）2月，丁日昌任江蘇巡撫第二年，就上奏折，要求查禁焚毀“淫書”“以端士習而正民心”。得到恩準，4月便公布了兩批禁毀書單，共計268種，其中列有《水滸傳》。丁日昌認為“近來兵戈浩劫”源于“此等逾閑蕩檢之說，默釀其殃”。

在《水滸傳》中，唯一給人溫暖的是民間的那種情感，即扶貧助弱。官家把那個社會生態(tài)破壞殆盡，人民必然自救，輿論稱之“俠義”，其實就是人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清代出現(xiàn)了一部與《水滸傳》題旨對峙的作品《蕩寇志》，作者為俞萬春。他認為《水滸傳》把犯上作亂者寫得可親可敬、官員寫得可恥可憎，“與時代不合”。他反其道而行之，寫朝廷如何剿滅梁山造反者以彰顯衛(wèi)道理念。

當然，直面清廷的查禁，還是有清醒者予以抗爭的，如劉廷璣說：《水滸傳》“以言文字，誠哉奇觀。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。不善讀《水滸》者，狠戾悖逆之心生矣。（《在園雜志》卷二）”近讀著名學者王元化《思辨隨筆》，其第115則提及《水滸傳》卷首金圣嘆寫的三篇序文，尤其是寫給他兒子釋弓讀的“序三”。他認為：天下的禁書，無論文網(wǎng)如何森嚴，鉗制怎樣厲害，“即欲禁亦豈可得”？禁止“不可禁”的書，再沒有比這更愚蠢更笨拙的事了。王元化評論：“盡管金圣嘆批《水滸》時流露出不少偏見，也說了不少昏話，但他對于禁書的見解，不僅高出迂腐短見的大人先生，也高出當時許多統(tǒng)治者�！�

胡適在《中國章回小說考證》中對《水滸傳》以文學價值審視，作出了客觀的評價，認為它“在中國文學史上占的地位比《左傳》《史記》還要重大得多”。盡管清代屢屢查禁《水滸傳》，但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從順治至同治231年里，這部“奇書”還是刊印了22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