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華市委常委、義烏市委書記葉幫銳在全市干部大會上點贊義烏人具有“俠義”精神，的確說得十分到位。

“剛正勇為”是義烏精神的其中一部分，《義烏市志》稱：“義烏古代先賢的剛正，不是徒逞剛強，而是因‘正’而‘剛’�！�正’就是植根于‘民本思想’而為民請命的一腔浩然正氣�！�

“剛正”與“俠義”在語義上有一定聯(lián)系。在義烏歷史上，政界，剛正不阿，為民請命者有之，寧可斷頭不彎腰，寧可罷官說公正；民間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者有之，對自己可以忍辱負重，對他人卻會兩肋插刀。

唐代駱賓王之俠肝義膽，千載而下，尤為義烏典范�！督鹑A徵獻略》的作者認為，武則天破壞李唐帝統(tǒng)時，駱賓王“首先倡義，指斥不諱”，不愧為“慷慨節(jié)俠士也”。他一生多次遭貶，但在被誣坐牢后仍寧折不彎。后助李敬業(yè)造反，起草《代李敬業(yè)傳檄天下文》，詰問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？”發(fā)出“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”豪言，震撼朝野。

至于其他忠勇例子，也是俯拾即是：南宋著名政治家徐僑，敢于穿舊衣服、破鞋見皇上，忤逆權相史彌遠，居家十七年不與奸臣為伍，朱熹稱其為“明白剛直之士”；黃溍“剛中少容，觸物或弦急霆震”“足不登巨公勢人之門”；王炎澤被明代大儒方孝孺稱為“直諒剛嚴之君子”；喻侃，義烏著名文人喻良弼之侄，進士出身，為官清廉勤政，然仕途坎坷，“頭頂法理三尺劍，為民做主莫糊涂”，執(zhí)法如山，不偏不倚，“喻青天”的名聲不脛而走。

清末的朱一新，更是俠士的代表人物。1890年初，康有為回廣州后，同朱一新交往頗多，對朱一新的人品學識均表示尊重，因此，康有為選擇朱一新作為《新學偽經考》第一位知名學林的讀者，原期待著這位當時知名度遠高于他的嶺南學界領袖的贊賞認同，但是朱一新讀了《新學偽經考》的部分書稿，卻復函批評，這無疑給康有為當頭澆下一盆冷水。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四月，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北洋海軍已編練成軍為由，奏請欽派大臣校閱。慈禧太后當即派總理海軍大臣醇親王奕譞親往巡閱北洋各�？�，又派太監(jiān)李蓮英隨行，擬從興辦海軍的軍費中挪用一半移作修建頤和園之用。太監(jiān)檢閱海軍的消息一傳開，輿論一片嘩然，但朝廷命官卻明哲保身，保持沉默。只有朱一新似乎吃了豹子膽，上《豫防宦寺流弊疏》。

疏入，朝士震駭，朱一新坦然無懼，慈禧閱表后十分震怒，下旨詰責：“疏言苦衷何指？”八月二十七日，朱一新上《明白回奏疏》進行辯解，并進一步揭露李蓮英恃寵而驕，妄自尊大。呵責奴才，傷及主子，慈禧惱羞成怒，將朱一新降為六部主事候補。

朱一新的正直無畏，得到社會上下好評，京師市民更是稱譽朱一新為“真御史”。尤其是兩廣總督張之洞看到后，拍案叫好：“好多年沒讀到如此文章了，有朱一新，可見京師風流之風未絕。”

明代義烏兵威震一方，從此義烏“兵樣”著名于當時，流芳于百世，其原因靠忠勇，但起因還是憑俠義。戚繼光得知義烏人忠義、俠義，才到這里招兵。崇禎的《人物傳·武功》中說：“夫武勇何以載之志也，以其激于義也�！�

到了現(xiàn)代，義烏人的這種俠義氣節(jié)依然，在馮雪峰、吳晗等名人身上都有所體現(xiàn)。

馮雪峰為人正直，光明磊落，與人交往重友誼、講義氣，身上除有文人氣以外，也有俠義之氣。他講原則，關鍵時刻敢于挺身而出，正直敢言，尤能助人于患難之中。他的一生大起大落，極富傳奇色彩和人格魅力。

馮雪峰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期間，一位客人登門造訪后，馮雪峰禮貌地把他送出門外。車子恭候在門口，誰知那位客人也不去拉車門，只是站在車門前，直到司機下車來為他拉開車門，他才坐進去。馮雪峰見狀，大為光火，破口大罵：“像這種官僚十足的人，連車門都要別人拉，還像個共產黨員嗎？”

1979年在馮雪峰的追悼會上，一副挽聯(lián)就很能體現(xiàn)他一生的道德風范和人格魅力：

剛毅不阿，激濁揚清，傲骨厲冰雪；鞠躬盡瘁，憤世嫉俗，丹心照珠峰。

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，經周新民、潘光旦介紹,吳晗加入了民盟組織。此后，吳晗還動員著名詩人聞一多加入，從此，兩人成為患難與共的民主斗士。在西南聯(lián)大民主運動集會上，經�？梢姷絽顷�、聞一多公開演講的身影。吳晗演講如機槍掃射一樣；聞一多演講感情充沛，如火山爆發(fā)，在學生中掀起極大的熱情，因此，他們被昆明的學生稱為“雄獅”與“猛虎”。

一管可窺豹，觀葉能知秋。由此可見，義烏人剛正、勇為、耿直的俠義精神一如既往，誠如《義烏市志》所說：義烏人“仗義、誠實早成秉性。遇事，以理服人，不畏權威，不怕威懾；待人，誠實守信，說一不二，一根腸子通到底；為友，仗義氣，可以兩肋插刀、赴湯蹈火�！�